环境与污染问题开始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最热切关注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因为在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社会舆论对中国各类污染事件报道的透明度不断增加。当人们对环境诉求得不到很好解决时，会积压并引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如2007 年福建厦门PX 项目引发的“集体散步事件”、2011 年浙江海宁丽晶能源公司污染环境引发的群众“堵路事件”、2012 年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在中国由污染问题引发的各种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每年以29%的速度增长( Tong，2013) 。无论是普通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还是社会舆论对环境污染披露的透明度，都在无形中给政府和排污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正演变成一股影响越来越大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Shimshack 和Ward( 2005) 在研究美国造纸工业的违规排污行为时，将社会信誉作为一项非正式环境规制变量，发现了其在控制污染和监管企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Kathuria( 2007) 认为，印度存在着许多无序的生产者，这些污染源更多地是受到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且验证了将报刊上关于污染的新闻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变量时对当地污染控制的作用。Langpap 和Shimshack(2010) 同样将环境规制变量延伸到对私人活动的影响，他们调查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诉讼案件，指出公众监督和公共执法作为一种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在美国水污染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Cole 等( 2013) 以日本为例，说明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同样存在并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