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骤然增多①，与此相应，学界对于中国农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得以展开②。不同于农民革命和作为“弱者的武器”的农民的“日常抵抗”③，较早展开研究的李连江、欧博文认为中国农民的上访是一种“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行为④，而后，于建嵘归纳出了农民维权的“以法抗争”模式⑤。在此基础上，应星和吴毅的相关研究使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⑥。最近，申端锋则认为前述的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都可以归纳为一种“维权范式”，其内涵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与社会这一二元对立框架里，政府权力尤其是县乡政府的权力过大，侵害了农民的权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权利意识逐步兴起，现代权利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而促成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发生。“他们都分享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关怀，即‘维权模式’的价值关怀，其研究均指向了国家政治的维系与重构，只不过有激进与缓和之分罢了。”在此基础上，申端锋试图从“乡村治权”⑦的角度来讨论农民的上访问题，从而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换（转向“治权范式”）和深入推进。他通过在河南省和平乡半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后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乡村治权”的弱化使农民的上访行为得以发生和骤增，以致“信访吸纳治理”和对于上访行为“有分类无治理”的格局的形成⑧。应该说，申端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研究的思维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他所倡导的“范式转换”，特别是对新时期农民的上访行为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治权范式”的视角下展开的，但同时又有新的推进. | 
